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一般来说，文明系对野蛮而言，它的含义比文化(culture)要来得广。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它包含人类古今往来所积累起来的一切有用的知识^[1]。而现今世界学术界，大概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已达一百多种。中国人在近代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大概始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2]。

梁潄溟在其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就定义说：“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梁启超在其专文《什么是文化》里给“文化”下的定义则是：“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梁漱溟的定义的意思简单明了，也就是说，文化乃是人类的活法，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生活的方式。“业”和“共业”是佛教的术语。人类的活动分生理的和心理的两类，这些活动都会留下痕迹，即所谓的“业”。梁启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文化是“心能所开积出来的有价值的共业”，也就是说，是人类心理活动所留下的“业”，而且是众多的人所做的这些“业”中“有价值的”部分聚集起来的。显然，他指的文化是精神文化。但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看法是，文化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前者指的是精神文化，后者则是包括了物质和精神在内的一切文化。在讨论家具时，本人认为，梁漱溟把文化定义为生活的样式，更为全面和透彻。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制造工具。家具本质上是人类为承坐、凭靠、躺卧、贮物等而制造的工具。因此，家具是一种人类的物质文明，拥有家具表示人类已抛弃了动物的习性和生存方式，受到文明的教化^[3]。在地球上，只有人类才能创造文化，人类就在这种文化中生活。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所创造的并且渗透在他们的一切言语和行为中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人类有不同的民族，他们拥有不同的文化，各自从过去的文化中走到今天，又必定从各自的今天文化中走向未来。

1中国家具文化

1.1中国传统家具文化

中国传统家具从史前（彩绘木家具）、商周（青铜家具）开始，到秦（漆木家具）、汉（矮坐家具）、南北朝、隋唐及五代（由矮坐到高坐的过渡时期）、至宋元（垂足而坐的高坐家具），再到明清、民国。其中的硬木家具和漆木家具到漆饰，发展到明代臻至完美^[4]。

中国自史前至东晋南北朝之前，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席地而坐，家具以矮坐为特征，室内生活以床、矮榻为中心，但所谓的床，其实是席。古人将“席”与“筵”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重席”形制，它既有防潮湿，避寒冷的生活功能，又具有规制、礼仪的社会功能，如《周礼》的“王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三重。”又如《礼记》中的“席，南向北向，以西为上，东向西向，以南为上。”席的编织和用料，也多有讲究，《周礼•春官》中有“莞、藻、次、蒲、熊”这五个品种，它们分别用不同材料制成不同的花纹和色彩，这表明在用料、装饰已在家具上也有所考虑^[5]。

东晋南北朝伊始，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融加深，生活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之佛教的东传，高足（坐）家具开始使用。到隋唐时期，随着典型的封闭式里坊制城市的形成，大量建造适于居住的居民宅院以及供人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寺庙，对建筑功能的多样性需求，自然促进了建筑技术和装饰艺术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家具也从矮坐向高坐（足）过渡。如周昉绘《挥扇仕女图》和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壁画，所绘出的家具中已有方凳和扶手矮圈椅。五代至宋辽金时期，随着建筑技术继续有较大的发展，高足的家具也发展得越来越快，传世的五代绘画《挑耳图》、《勘书图》、《重屏会棋图》、《韩熙载夜宴图》等所绘图像中，可以看出当时高桌、椅子、鼓凳、大床、立屏、围屏等诸多家具的形貌，充分表明五代十国时期已经逐渐形成了高足家具的组合。到北宋辽金时期，完整的高足家具组合已日趋成熟，并完全取代了席地起居的家具在社会生活中的传统位置。如河南禹县白沙北宋墓墓室壁画，其中第1号墓上元符二年（1099年）赵大翁的墓葬，他是一位没有官职的一般老百姓，但在他的墓室壁画面中展现了高足的桌、椅，还有脚凳和绘有水纹的屏风。在表现居室内妇人对镜戴冠的画面中，使用了杌、椅、衣架、盆架、镜台等家具，显示出当时百姓家中日常使用的家具已是高足家具，且品种众多，已经形成完整的组合。虽然木制家具的出土实物，目前只有抗战前河北巨鹿宋城遗址出土的木桌和木椅，但它们的造型和结构也显示出受到大木架建筑结构的影响。此外，还有许多考古的发现，足以证明在宋、辽、西夏时期，不论是中原和江南地区，还是北方和东北地区，或是西北地区，一般民众都已经普遍使用了高足家具，并习惯了垂足而坐，汉晋以来传统的席地起居的旧式家具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新式的高足家具已形成完整的组合^[6]。

元代家具沿着宋代的高足家具轨迹继续发展，在元代刘贯通所绘《消夏图》中明显看出卧榻高出地面较多，床座采用壸门结构，并配有带壸门孔的脚凳。

明代至中叶，社会经济繁荣，城市经济活跃，工商业的集镇也星罗棋布。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手工业的家具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明代家具出现了如剔红这种具有高度工艺水准的漆饰家具、用榉木榆木等制作的硬木家具、以及采用竹、藤、山柳等制作的民间家具，还有用陶、瓷、石料等制作的家具。

明代中叶至清代初期生产的以花梨木、紫檀木、鸂鶒木、铁力木、红木等优质硬木为主要用材的家具称之为明式家具，达到了中国传统家具的巅峰，也成为人类家具文明的瑰宝。它的特点是造型委婉、比例匀称、线条清秀，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文人气质。明式家具的装饰部件本身又是结构部件，不事雕琢，不加虚饰，这是区别于西方古典家具中繁琐雕饰的，充分地表现出天然材质的自然美；简洁、明快的造型和科学合理的榫卯工艺，则表现出隽永的结构美。

清代雍正、乾隆之后制作的优质硬木家具以绚丽、豪华、繁缛为其艺术风格，称之为清式。清式家具由明式家具之简转繁，从雅转俗，从现代设计理论来看似乎是一种退步。但清式家具的制作在工艺上也有诸多创新，如多种材料的镶嵌、精细的雕刻等。实际上，明式和清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各自的时代诉求，清式家具作为一种艺术风格，也有其独特价值。

中国传统家具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物质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浸淫着儒家精神和道家精神，与西方古典家具的“基督教世界”大异其趣。在这种家具文化中，表现出重视材质和功能的实用性，在装饰中具象更重于抽象，寄托着对世俗生活的美好追求和憧憬。

1.2中国近现代家具文化

中国的全国人口自唐代至明代的1500多年里一直稳定在5000万上下，自清代乾

隆盛世的长期和平以及以后的经济增长，人口激增。1741年增至1亿4千300万，1805年，猛增到3亿3千200万，至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达到了4亿3千200万。人口的激增使传统的农业经济不堪其负，加之专制政治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使中国社会面临着崩坏的深重内忧。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中国传统社会又面临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外患，从1840年起，侵华战争不断发生且逐步升级，构成对中国的全面威胁。这些战争主要有，1840年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1857年至1860年的英法联军入主北京，1871年沙皇俄国侵占新疆伊犁，1874年日本夺取疏球，1883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1898年卷起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落后的中国在外强的攻击面前节节败退，战争的结果是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五口通商以及80多个口岸的通商开放。神州大地的田园般的诗情画意被扫荡殆尽，整个华夏民族处在流血、死亡、挣扎和灾难的深谷之中^[2]。

至此，西方文明用“坚船利炮”摧毁了东方文明的自信心，而在同时的西方家具开始了迅猛的发展，19世纪中叶，奥地利人托耐特(Michael Thonet)已掌握了实木弯曲技术，大量生产曲木家具，而几乎同时有美国人比尔特(John Henry Belter)开发出层积木技术，英国人普拉特(Samuel Pratt)第一个获得了“弹簧软包”的专利。这些实际上表明了现代家具的诞生。自19世期中期起，西方家具在家具风格动荡、变革的进程中，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了对现代家具的探索，从重装饰向重功能转变，从重手工向重机械转变^[12]。更重要的是，欧洲的理论家如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科尔(Henry Cole,1808-1882)等人提出了“艺术与技术结合”等“工业设计”的思想^[7]。19世纪初期，欧洲各国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从19世纪中叶，西方家具业开始实现现代化，而中国家具却走向了没落。

在这种东西方文明碰撞、冲突的过程中，虽然中国传统家具处于被动的地位，但也开始了挣扎自存的探索，海派家具是一个最明显的案例。海派家具是一个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家具体系，它既传承传统，又在吸收西方家具的形式方面做得十分突出。海派家具是以中国传统家具为母，西方家具为父杂交而生的“混血儿式”的家具。它改良了中国传统家具的床榻、几案、箱柜、椅凳为主要格局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引进了沙发、床垫、软包椅、衣柜、梳妆台、陈列柜等，极大地丰富了家具的品种，并在艺术风格上融合了中式家具的含蓄凝重与西方家具的豪华开放的特点，形成了这一阶段独特的风格。海派家具是中国家具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使中国的家具迅速地转型，结合了中西文化，实现了中国传统家具向现代家具的过渡^[8]。

中国近现代家具主要指鸦片战争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家具（1840-1949），在这一时期，随着当时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专制社会及其西方文化的入侵，盛极几个世纪的明清硬木家具失去了经济基础，也逐渐失去了市场，中国家具进入了一个东西交融的时期。因此，在家具文化上，传统风格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中国现代家具萌芽发生了。它主要表现为更贴近现代的中国人对生活的需求，更重视品种上的多样性，家具的实用性和功能性，而却将家具设计中的民族性摆在了次要的地位。

新中国建国后，中国家具业进入了一个恢复和发展的时期。但是，当时中国仿照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实行计划经济。它的最大缺陷是由于没有以市场为导向，因此实际上是一种“短缺经济”，在原材料和产品方面严重供应不足，由于供不应求，因此无法培育规模化的市场，在大城市只能“以产定销地计划供应”，而在中小城市及农村乡镇，依靠个体木工走家串户现场制作，民众对家具的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在另一方面，在产品开发方面也就缺少创新的动力。这一时期，由于上海是当时中国轻工业的中心，海派家具继续流行，并以海派家具为基本格调的家具影响到中国的中东部地区，而具有各自地方特色的家具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中，最具有影响的是，北京十大建筑为代表的楼堂馆所建筑的出现，促进了全国各地公用建筑的发展，也有力地带动了新中国最早的办公和公用家具的设计，成为1950年代家具风格的代表形式之一^[9]。从家具文化方面来说，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对前一时期的延续，但是它的一个亮点是，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对家具的需求十分高涨，上海及周边地区生产的“新式家具”，以东欧国家（罗马尼亚、捷克等）的款式为基调，造型简洁明快，经济实用，很快在全国流行，这与二战时期（1942年）英国推行的“实用家具体制”(Utility Furniture Scheme)可谓殊途同归[3]，突现了在物质相对匮乏时期，功能需求是第一位的。

2中国当代家具文化的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具业开始真正走向世界，广大民众也逐步认识了国际家具的风格和潮流。中国家具业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和追赶，一方面积极引进发达国家家具业的设计、制造设备及工艺，模仿生产欧洲古典家具、国际风格家具、美式家具、北欧家具、和式家具，乃至韩式家具，另一方面从传统家具中寻找资源，复兴明清家具，甚至地方风格的家具诸如海派家具、晋式和宁式家具等，总之我们以最大的热情和努力探索着新路。但是在强势的西方话语和古老的传统面前，我们一度感到迷失和困惑，莫衷一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面对现代中国人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型，家具的设计更感缺失了底气和自信，因此“拷贝”和“跟风”大为盛行。但是近十几年来，我们从艰难的探索中认识到，现代的中国家具设计只有建立在中国的历史根基和深厚传统之上，并且吸收人类家具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我们恢复了自信，开始了“新中式”家具的创建。

实际上，改革开放使中国在近代历史上实现了唯一真正成功的工业化，中国开始实现现代化进程，即用工业文明替代几千年以来的农业文明，整个社会也从传统走向现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家具业和家具设计也必须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当代家具文化必须重建，实际上它也是中国家具现代化课题的应有之义。这是因为在前述的中国家具文化中，或是传统文化，或是前二者的机械嫁接如海派家具，或是移植西方文化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拷贝”、“跟风”等，它们都或是处于传统之中，或是在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之中，本身并未建立起现代性的文化，所以必须重建中国当代家具文化，亦即具有现代性的自主家具文化。

现代设计是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人类活动，它与传统设计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一，在此以前人类的近5000年的设计活动实际上是为帝王和权贵阶层服务的，因此它的受众必然是少数人，而现代设计的对象则是大众，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其二，传统设计是适应帝王和权贵阶层这些少数人的奢靡生活方式，无视大众的生活需求，而现代设计既然以大多数人为主体，它就必须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其三，传统设计对应的生产方式是手工生产，而现代设计为了满足现代人大量的生活需求，必须使其设计的产品采用现代的工业化生产方式^[10]。

中国当代家具文化是为现代中国人所拥有的，由他们来创建并为他们服务的。因此，它的创建必须以绝大多数的现代中国人为主体，首先要考量他们对家具的功能需求和审美需求。当今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生活已得到极大的改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还处于小康水平，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与发达经济体仍有相当的差距，因此，我国广大的民众需要的是一种具有一定审美品味的，实用的家具，它们适合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满足他们健康、向上的生活需求。这种由社会发展、进步所达到的状态也正是中华现代家具文明^[11]。

在另一方面，当今全球正进行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它主要表现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并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正引发制造业发展理念、制造模式、制造手段、技术体系和价值链的重大变革。中国家具业内整体家居设计及其定制正方兴未艾。整体家居设计已把室内的软装、生活用品、陈设品、艺术装饰品等包含在内；而定制已从以大规模生产的方式由企业向消费者交付产品演变成向消费者交付解决方案，包括以体验为载体，与顾客共同创造价值等。

当代中国家具文化的重建必须与时俱进，紧紧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在设计上，充分利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在订单处理上与消费者更好地融合，实现个性化设计；在生产方式上，尽快地向先进制造转型，即转变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在管理上向“协同制造模式”转型。［注：“协同制造模式”(Collaborative Manufacturing Model, CMM)是指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通过将研发流程，企业管理流程与生产产业链流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协同制造流程，从而使得制造管理、产品设计、产品服务生命周期和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有机地融合在一个完整的企业与市场的闭环系统之中，使企业的价值链从单一的制造环节向上游的设计与研发环节延伸，企业的管理链也从上游向下游的生产制造控制环节拓展，形成一个集成了工程、生产制造、供应链和企业管理的网络协同生产系统。

3中国当代家具文化重建的价值目标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显然，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的价值目标。同样，中国当代家具文化构建的价值目标也是家具业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是一种以社会为本亦即以人民为本的政治主张，或者说是一种主义。现代化指的是现代工业文明。

从深层的价值系统看，与传统农业文明以群体本位为基础相区别，现代工业文明的群体原则是以个体本位为根基的。正是有了这样的本位根基，所以才可能支持以个人平等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关系，以个人独立为前提的政治民主关系，由此才真正确立了人权、自由、民主、科学，也才能会有真正的社会公德、公共秩序以及社会法治等等。可见，能否确立文化的深层价值原则——个体本位，是衡量一种文化是否具备现代化性质的关键所在。一个民族文化在体现个体本位价值原则时完全可能表现出形式的差别，但必须体现这一原则却是确定无疑的。正缘于此，我们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中国历史的深厚根基之上，用中华民族的方式实现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当代家具文化重建中，这种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就具体表现为，以个性化设计及其产品作为本位，坚持中华民族的秉性，并以民族形式作为它们的表达。

从方法论上讲，我们应该确立崭新的选择思路——多元文化观。这是由于既然我们选择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与之相适应的必定是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现代文化。任何民族的文化，不管它们目前处于怎么样的水平上，都不应该拒绝工业化社会对其文化的呼唤，不能脱开整个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大道，而只能跟时代一起，同步前进。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任何民族无特殊性可言。

但在另一方面，文化必须具体地通过其民族方式体现出来。任何传统文化，当它走向另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它是不会离开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的，离开连续性的文化努力不是新文化的重建，而只意味着民族文化主体的消亡。任何抛弃自己民族文化而变换成另一民族文化的愿望都只是想当然，历史上貌似激进的“全盘西化”的失败，就是一个极好的佐证。在文化重建的事业中，不可离开时代精神的灵魂作用从而失去宏旨大向，也不能撇开民族的选择方式而导致民族文化的虚无化。

因此，多元文化观的根本要求是，在当代的文化重建中，必须首先以现代化的时

代要求为价值导向，但它的具体建构却只能付之于特定的民族形式，只是这种形式应该在自主活泼的意志冲动里得到创造和实现罢了^{[2] [12]}。

中国当代家具文化的重建正是基于这种价值目标，而所采用的方法论是多元文化观。新中式家具设计的实质是以创新、兼容的多元文化观念，以中式家具为表现形式来实现中国家具的现代化。

4结语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且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传统家具是中华精神文明的物化，在明代达到了人类家具文明的巅峰。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中华传统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并在相互的碰撞和斗争中处于弱势和失败的地位。但是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崛起。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中国家具业正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中国当代家具文化也在重建之中。新中式家具选择了现代化作为价值目标，并以多元文化观作为设计理念，用中国的民族方式来进行具体的建构。因此，新中式家具代表了中国家具现代化的方向。（许美琪/文）

参考文献

(1) 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2) 曹锡仁，中西文化比较导论 (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3) Edward Lucie-Smith, Furniture A Concise History(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9.

(4) 许美琪，中国传统家具的文化基因（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6（10）：10-11

(5) 濮安国，中国红木家具（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

(6) 杨泓，华烛帐前明：从文物看古人的生活与战争（M），黄山书社，2017.

(7) 董玉库，西方历代家具风格 (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0.

(8) 许美琪，海派家具的形成与特点（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2（6）：10-11.

(9) 胡景初 方海 彭亮编著，世界现代家具发展史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10) 许美琪，现代家具设计的诠释（J），家具，2016（4）：1-6.

(11) 许美琪，构建中华现代家具文明（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4（11）：11-12.

(12) 许美琪，中国家具风格的断流及现代风格的重建（J），家具，2003（6）：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