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弗朗西斯·凯雷，2017年蛇形画廊设计者

“正常情况下，你不会在意空气的存在。只有在呼吸系统受到刺激或威胁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空气的存在。”

——野城

01.乌托邦理想主义者   

1999-2001 Gando小学  弗朗西斯·凯雷  

这篇文章其实是把“对普奖的关注”当作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在这个后全球化热战时代，普奖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确实显得更加突出。2022年普奖揭晓，第一次颁给非洲建筑师。获奖人弗朗西斯·凯雷（DiébédoFrancis Kéré）也非常具有时代特征：一位出身西非并勇于建设家乡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者！

他来自中西非腹地布基纳法索的贫穷乡村，留学德国攻读建筑，长年在极度匮乏缺水缺电的非洲土地上开垦建造可持续性环保建筑。我们看到的是他建造的真诚和质朴，同样是乡村建造，没有一点博眼球的“文旅乡建”的味道。设计就是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媒体流量。设计应该更多的为当地人使用者服务，建筑回归人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需要！

1999-2001 Gando小学  弗朗西斯·凯雷 

弗朗西斯·凯雷是西非酋长之子，20岁远赴柏林，边工作边修中学课程。30岁才进入柏林工大建筑系，在读期间为家乡盖了一所小学。37岁获阿卡汗建筑奖，39岁才大学毕业，40岁才在柏林开业，57岁获普利兹克奖。建筑师是一辈子的职业，不用那么急功近利，总想着成名要趁早。建筑这个职业最终还是要面对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聚焦于建筑本体，其他都是多余的。不用想太多，just do it！

 02.建筑本体与政治正确   

普利兹克奖，这个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从1979年创立以来，已经囊括了44组全球最重要的建筑师。近几年获奖者的“公民建筑化”倾向让不少人开始质疑普奖的学术性和纯粹性。对建筑师成就的评判是应该囿于建筑学范畴，还是需要更多地延伸到意识形态和社会贡献层面？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于对建筑学边界界定的不同立场的矛盾冲突所致。一些人认为普奖作为建筑师共同体最权威的奖，应该选择在建筑学本体层面有卓越探索的建筑师；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建筑师应该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多的关注建筑的公共性、公民性、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益。

这种撕裂其实是全球化走向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混战的时代，学术界早已不能独善其身，任何领域都有可能被强烈的观念所渗透。

巴黎东京宫展览馆  Lacaton&Vassal

这种矛盾激化直接体现在2021年普奖得主爆出的大冷门——Lacaton&Vassal。这个法国建筑事务所可以说有点名不见经传，但被法国著名建筑师让·努维尔推为法国建筑师的中坚力量。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去过他们改造的巴黎东京宫展览馆，犹如废墟工地一般的展览空间让我相当震惊，甚至以为开幕当天根本没有竣工。

这种改造确实非常的经济，也非常艺术。展览馆本身成为一个异化的反日常空间。L&V的人设和主要作品确实占据了所谓公民建筑最典型的特点：公民性，社会性，人文关怀，反造型，反商业，廉价材料，经济环保，去明星化，去精英化。这或许让不少人难以接受，为什么斯蒂文·霍尔一直得不了奖，而他们能得？政治正确真的比建筑本体更重要吗？

这不禁让我想起11年前周榕老师写的那篇《被公民的中国建筑与被传媒的中国建筑奖》，现在读来仍不过时。我一直以为建筑的公民性理应是建筑的基本属性，也应该是建筑师的职业责任所在。

有公民性的建筑或许可以是豪宅、自宅或者一些艺术化的个性空间。但绝大多数建筑都是为大众的日常生活服务的，没有公民性的公共建筑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把“公民性”拿出来做建筑奖评审的标准，这其实是一种集体性悲哀。以至于政治正确到给农民工盖个工棚都是“公民建筑”，哪怕设计的很糟糕。那些高举“公民建筑”的批判其实是在刻舟求剑，那些远离建筑本体的讨论更是在缘木求鱼。

03.普奖的价值取向    

2022年普奖评委会成员

不少人关注到这几年普奖呈现出的公民建筑化倾向，却少有人提及到普奖评委们的价值取向。普奖历史上很多评委都连任好几年，有的甚至超过十年。有做评委后来得奖的，更多的是得了奖之后做评委。普奖作为建筑共同体的权威奖项还是有其特有的圈层文化。今年评委会主席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他从2009至2015年担任普奖陪审团成员，2016年终获普奖。他创立被誉为“行动库”的ELEMENTAL，该机构专注于公共利益、社会影响和人道主义，项目主要涉及经济住房、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和交通。他的人道主义公民建筑价值取向非常鲜明。

 很多人不了解普奖评委会为何会有一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作评委。他从2011年就加入普奖评委会，并且在2019,2020连续做了两届评委会主席。普奖的赞助商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普里茨克曾称赞他“对具有公民意识的建筑的奉献精神”，以及他在指导团体评审方面无与伦比的能力。他在哈佛任教多年，撰写了有关行政法、经济监管的书籍和文章，比如《让民主工作》，并为《庆祝法院：建筑师、他们的客户和公众指南》撰写了前言。这位崇尚社会公平的自由派大法官坐镇，自然也对普奖价值观的影响不小。另一位评委巴西驻印度大使安德烈·阿拉尼亚作为建筑评论家近些年也是不断推动低碳环保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张永和老师作为普奖首位华人评委从2012年连任致2017年。王澍老师从2018年开始接任评委至今。今年三位女性评委妹岛和世、耶鲁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德博拉·伯克和西班牙建筑大师米拉莱斯遗孀本妮德塔·塔利亚布，三位建筑界“女魔头”相信会对女性建筑师后候选人给与更多的支持。2020年伊冯·法雷尔与谢莉·麦克纳马拉两位女建筑师合伙人获奖也为普奖注入更多女性力量。

威尼斯双年展

 普奖评委大多和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妹岛和世是威双2010年总策展人，巴西大使是威双巴西馆2014年策展人，亚历杭德罗曾任威双2016年总策展人。新任命的普奖执行董事曼努埃拉·卢盖·达祖（不参与投票），从2009年开始担任威双视觉艺术与建筑分展的执行总监。耶鲁的伯克院长是威尼斯遗产及亚多社区的理事会成员。不能说普奖也是半个威双朋友圈，但能进入威双的视野无疑更容易被普奖评委了解和关注。威双的策展价值取向也会对普奖的趋势有所影响。

如果以2010年妹岛和世&西泽立卫获奖作为分水岭，这11年中就有6位亚洲建筑师获奖：王澍2010，伊东丰雄2013，坂茂2014，矶崎新2019。这难道是亚洲建筑师崛起的象征？我觉得不能简单的以单一价值取向归结某种趋势，毕竟普奖不是股票走势，任何预测都毫无意义。不过确实可以看出，2010年妹岛之前获奖的大多是我们心目中那种名正言顺获奖的大师：库哈斯、努维尔、卒姆托、扎哈、安藤忠雄等等。只能说一个时代已老去，大师所剩无几。这几年恰逢其时追加了几位高龄大师：弗雷·奥托2015、巴克里希纳·多西2018、矶崎新2019。因为很喜欢奥托的作品，我还特别记得他是在2015年3月9日过世，普奖提前公布获奖结果来缅怀这位大师。所以不要老是问为什么斯蒂文·霍尔怎么老是得不上奖，也许他还不够老，也许他运气不够好。

04.大师脸谱化   

2021普利兹克奖获得者 Lacaton&Vassal

去年L&V获得普奖，我写了篇短文《我看到了L&V的撕裂性》。这个一直做着低成本城市更新改造项目的反形式主义的“公民建筑师”组合，居然也有形式极其夸张的作品。不过普奖评委会还是以L&V主要作品来判定建筑师的风格和贡献。我一直反对把创作者脸谱化，认为一个建筑师、艺术家就一定要坚持某一种风格。很多知名艺术家的创造性丧失恰恰是被脸谱化和画廊商业逻辑共同绑架的结果。一个风格成功了就不断复制生产，生怕打破原有风格换来的是市场的冷屁股不买账。反倒在看上去更加商业的建筑行业，建筑师的风格固化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建筑事务所的不同建筑涵盖了现代主义、解构主义、非线性参数化、后现代主义等多种风格。当然不乏有些事务所也是东抄西抄，压根没找到自己的风格。

530套公寓   Lacaton&Vassal

作为策展人，我比较感兴趣建筑师的创作心理学。不仅仅是针对一个项目，而是他终其一生的创作脉络。我们可以从L&V大量反形式的清教徒气质的社会改造项目看到，其形式逻辑语言和建成作品是统一的，自洽的。但L&V还做了完全另一极端的设计：五羊楼和坐女。

广州博物馆 投标方案  Lacaton&Vassal

广州博物馆这个项目以极其夸张的具象放大五羊雕塑手法和现代主义建筑空间剧烈碰撞，雕塑形体被楼板切片。尤其坐女这个方案，甚至可以用“香艳”来概括。这很有戏剧性，他们是怎么把这两极统一在一起的？这种撕裂的程度不亚于盖里去做现代主义方盒子，库哈斯去做傻白甜网红建筑。

伦敦建筑基金会 方案  Lacaton&Vassal

我思考的是这种撕裂性的根源：来源于建筑师的早期教育（他的导师倒是很形式主义）？来源于压抑已久的社会批判的冲动？来源于玩世不恭的戏虐？还是来源于法兰西《恶之花》的放荡形骸？这是一种失衡？还是一种高超的平衡？我想L&V的案例分析不但有助于理解一个建筑师的创作逻辑和语言的形成，也有助于剖析这种分裂对建筑师的创作造成怎样的影响？分裂，通常是找不到一个自我，或是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人格。前者是一种自我迷失后的晦暗无助，后者是一种高强度的撕裂抗争。这种状况在缺乏自我建筑语言建构，形式逻辑错位，价值观混乱的中国建筑师群体中很普遍。

05.要命的历史使命感   

宁波博物馆 业余建筑工作室

稍微看一下国外的网站论坛会发现对普奖的讨论寥寥无几，相较之下中国的媒体和网民要热衷的多。亦如举国之力培养的运动员把金牌看的比生命还重要，这对很多参加国际赛事的业余运动员来说的确是难以理解。这一切还是归结到“自信”二字。缺什么，就越要彰显什么。从梁思成先生开始，中国建筑师的历史使命感似乎成了比建筑方法论更重要的事情。国际话语权，一直是我们从半殖民半封建时代的阴影压迫下走出去的原动力。

 记得2012年王澍获得普奖的消息一经传出,媒体沸腾。当然也颇有争议,有说他是中国建筑的希望,有说他的风格方向不适合中国建筑师,有说他用旧砖旧瓦做新建筑的批判性成就了他的获奖，众说纷纭。我觉得王澍长达十几年时间远离中国建筑圈，一直在国美象山校区苦行僧般的闭关实践，同时也避开了城市化大建设的狂欢，或许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空间梳理完善自己的建筑语言和风格。普奖本来就是个人成就奖，个体差异性无疑是重要的指征，大可不必用个体象征化来代表中国建筑师群体。

深圳鸟瞰

我们整天讲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其实自信来源于对自我的完善认识和建构并产生笃定的信仰。在做到自信之前，先要完善自我的建构，从一个健全的体系中产生出有精神高度的信仰追求。中国建筑师在这三十年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完成了满足物质空间功能性生产的基础工作。只有极少数建筑师在这个基础之上触及到建筑学意义上的本体。张永和老师提出的“那个空间”我想也是对建筑本体的一种理解。我相信还是有不少中国建筑师坚持对建筑本体的探索。

城市化和房地产行业的迅速崛起让中国建筑师赶上了时代红利，自信心也空前高涨。我们比国外建筑师有更多的项目，更多的试错机会。以至于马岩松说“我也一直在实验，但我一实验就实现了”。当然国外建筑师也争相投入史无前例的全球最大试验场。可问题是，我们虽然建造了很多，但并没有时间、机会或者能力把握这种难得的试错机会，达到从量到质的转变。不得不说，我们制造了大量的“平庸建筑”，这甚至比那些丑陋的地标建筑更加的恶。

一年一度的“中国十大丑陋建筑奖”

高密度城市生活，高密度工作节奏，伴随着高额奖金和高频率猝死，中国建筑师群体沉浸在集体狂欢的幻象之中。一朝进入中国地产的废铁时代，才发现大潮过后，建筑缪斯仍旧是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还是有极少数建筑师杀出重围登上国际舞台，让建筑共同体认识到中国建筑师群体的工作。不过对于这样一种功利性思维主导下的行业生态，斩获国际大奖无疑是最快最有效的建立自信的渠道了。以至于国外衍生出一大批拙劣的奖项，收着不菲的报名费，专门对口不缺钱的中国建筑师设计师市场。相较于那些浑水摸鱼的奖，普利兹克建筑奖还真是难得的清流。无论如何普奖仍旧是建筑界的权威，普奖恨的是大师太少，最不缺的就是钱。我相信不缺钱可以坚守底线，不过政治正确是不是上限就有待商榷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比拼，那已经远远超出了建筑师个体的能力范畴，也不是建筑学本体关注的问题。

 无论如何，中国建筑师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既不要背着苦大仇深的历史使命感，也不要被媒体和流量搞的意乱情迷。那些虚张声势，力不从心的输出只是把自己的才华和学识浪费在网红廉价的营销之中。把建筑做好，靠建筑说话，才是建筑师的本职工作。

野  城

旅法建筑师，策展人，艺术家，诗人，评论家，未来学家，跨界融合专家，野城建筑事务所（Wild City Factory）创始人/主持建筑师，Wild Gallery创始人

野城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赴法考入巴黎建筑专业学院（ESA），毕业作品获ESA年度大奖。他先后在多家国际前沿建筑事务所工作，曾任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ENSAD)研究员，法国艺术家协会会员。他是首位获得法兰西学院艺术院（Académie des Beaux-Arts, Institut de france）“青年艺术家奖”的中国人。

作为近年来活跃于国内外的年轻一代建筑师和策展人，野城从他丰富的创作实践和参展经验中摸索出一套与众不同的跨界思路，力图打破建筑、艺术与设计的界限，并以跨学科、跨疆域的设计比较学方法进行空间创作和策展实践。